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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和1978,我和中南大

来源:新闻网发布时间:2018-12-24编辑:崔桢桢打印 投稿 字体:

记者:崔桢桢 汪弘量 李希越 张雁玮 马晓宇 李甜

40年前,1978年12月18日,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为期四天的会议,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40年前,1978年,武汉,当时的湖北财经学院迎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怀着对知识的渴望来到这个刚刚更名后的学院,开始了求学的征程。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或许都想象不到,自己将会一路见证这所学院的发展。

1978年,在这个国家发展历史性转折时期,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更名为湖北财经学院。1984年,中南政法学院恢复建校,1985年,湖北财经学院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2000年,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从1978到2018,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始终顽强拼搏,锐意进取,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中扬帆远航,奏响新时代的乐章;从1978到2018,湖北财经学院经历分合,始终艰苦奋斗,一往无前,如今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昂首挺胸,谱下“双一流”华章。

四十年光阴荏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始终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今天,让我们走进改革开放初的那些故事,听听来自40年前的声音。

我们在呼唤你,你能听到吗?

“学校四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凤凰涅槃”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一句话,而这句话来形容徐敦楷,再为合适不过。他的成长道路,印刻了国家变迁的历史轨迹,折射出国家发展的倒影。

1951年出生的徐敦楷,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他读书的日子里,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学生都要参加劳动。初二那年,正在农场劳动的徐敦楷接到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在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年代,连学都没得上的徐敦楷没有事可做,但仍旧想要读书。于是他和小伙伴们将各自的书交换着看,从有限的资源中获取无限宝贵的知识。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希望青年们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磨炼。年仅十七岁的徐敦楷便和其他青年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抢着填写了报名表,希望能大有作为。次年的1月8日,徐敦楷被分配到大别山区,这一去就是一年零七个月。后来工厂大招工,徐敦楷被招进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当工人。工作优秀的他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年纪轻轻便成为了工厂里的一个副班组长。可经历了农村劳动、工厂做工,徐敦楷仍旧痴迷于读书学习。喜爱古典文学、哲学、历史的他常常会用省下来的工资买书看。“最初一个月工资只有18块,在工作三年多后一个月能拿到38.4元,再加上夜班补贴和以附加工资为名的奖金,每月能有40多元,但当时一本书就是一、两块钱,买一套《史记》要十块多。”徐敦楷有时甚至为了买书而花掉了饭钱,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古代,通读了《纲鉴易知录》和逐步出版的《二十四史》等名著。同时,在工作的闲隙,他还会写诗作文,参加了车间的工人学理论小组、通讯报道组等。

对知识的渴望促使徐敦楷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终于,希望的曙光在1977年照了进来。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得知消息后,徐敦楷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高考。但现实却困难重重:接近年末,工厂要“大战四季度”,活儿多,空闲少,学习的时间十分紧张;数学对于徐敦楷来说是一道门槛儿,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无法提高数学成绩。在经过仔细考虑后,对文史情有独钟的徐敦楷决定走文科方向。

“学习辅导班的时间与上班时间冲突。但当时任务很重,而且自己又是轮班组长,管理着三台大型机床,不想耽误工作,所以一直到高考前夕都还在上班。”于是,责任心极强的徐敦楷在繁忙的工作下只能自己挤时间看书、学习、做题。两个月后,徐敦楷前往水果湖中学参加高考,最终如愿登上了工厂的大红榜。

填报志愿时,徐敦楷只填报了两所名校的历史专业。由于对哲学、经济学等方面感兴趣的他最终被录取到刚刚恢复招收本科生的湖北财经学院。虽说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但徐敦楷对当时的湖北财经学院并不了解,报到以后才知道是原来的湖北大学。

1978年那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春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校报到。徐敦楷对当时进校的情景记忆犹新:一进校门,见到的便是湖北日报社。当时的报到点在首义校区的一食堂,两排平房中间搭起一个塑料大棚就是新生报到点。自己的同学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复员军人,年龄差距也很大,徐敦楷所在的班级,最大的与最小的差了13岁。

虽然条件较为艰苦,但只要有书读,徐敦楷就非常满足。他与他的同学们在这里“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尽力汲取新的知识。当时的七七级只有政治、法律、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工业会计、物资管理5个专业6个班;图书资源短缺,图书馆规定每个人至多只能借走5本书;教学纪律十分严格,教室里为每位同学编排固定座位;老师虽不多,但开课不少,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文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徐敦楷回忆起自己的老师们,还能一一细数出授课的教授们:“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获得者的张寄涛,作为湖北哲学界历史唯物主义一块牌的郝侠君,讲党史和近代史的是‘三驾马车’中的两位——刘继增和袁继成,讲汉语写作的是华文文学界知名的古远清,等等。”徐敦楷还说起当时人手必备的“工具”——小马扎,当时学校硬件还比较欠缺,一人发一个小马扎便于参加各种大型活动。每天清晨的小树林里,满是晨读的学生,小马扎也派上了用场。

刚到校时实行的是包伙制,每天四角五分的伙食还比较艰苦:早餐主要是稀饭、馒头,偶尔也有菜包;午、晚餐一勺带荤的菜,一勺素菜,一碗米饭。上课的31号楼201教室很大,好像有四部吊扇,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宿舍里的卫生需要学生自行打扫,同学之间相互监督,周末则是校园卫生大扫除的固定时间;有一次救火,发现教室墙面的白石灰下面居然是稻草和泥巴。在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的条件下,徐敦楷的自行车成为同学们的“驾校”。“按照当时的政策,工龄五年以上的我可以带薪上学。我在入学前,刚刚升了一级工资,每月有50多元,在同学中算是高收入者。我的自行车也成为部分同学的公共交通工具,有的同学也借此学会骑车。从周一到周五,我往往见不到自己的自行车,到周六要回家时,都要问一圈人,问我的车在哪儿。”徐敦楷笑着说道。

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十分丰富,徐敦楷所在班参加全校男子篮球赛、排球赛,都获得了冠军,足球邀请赛也是第一,男子长跑五千、一万米,跳高、铅球、手榴弹投掷冠军也都出自这个班。文艺晚会演出有一定水准,与当时的国情社情校情紧密相连,至今都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次美术大赛,三位同学的漫画、国画、水粉画包揽一二三等奖。同学们课余的自发辩论思想非常活跃,许多超出了惯性思维。“我们进校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当时思想解放的呼声在同学中已经很强烈了。大家思维都很活跃,有的同学成为独立思考的先行者。”徐敦楷回忆道。

徐敦楷所学习的政治专业不同于现在的政治学专业,当时设立的目的是为高等学校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师资队伍,所以在大学毕业时,学校鼓励学生留校任教。在徐敦楷看来,当老师可以读更多的书,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何乐而不为?

于是,徐敦楷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备课,时至今日他仍记得自己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情景。“大四毕业实习的时候当助教,当时自己的年龄比台下坐着的学生们大不了多少,他们都觉得这个老师太年轻,都往教室后排坐。”但四五天的充分准备加上论据充分的授课方式获得了学生的认可,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还在大会上表扬了自己。由此,更加巩固了从教的信心。

正式毕业后,徐敦楷被安排辅导财政81级学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个月后被调任为79级辅导员。结束辅导员工作后,本拟一心一意当老师的徐敦楷被学校党委任命为政治系的副书记,从此走上“双肩挑”之路。在政治系分成政法系和经济学系后,徐敦楷在经济学系继续主持党务工作。“当时自己也没底,但觉得只要努力去做就好。”在工作得到了师生们的认可之后,1999年,徐敦楷担任中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2000年合校之后,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十一年半。

从1978年入校,到2011年卸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徐敦楷历经了“湖北财经学院学生”、“中南财经大学教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等多个角色的变化,与中南大共成长。在他看来,在学校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三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1978年初乘恢复高考之际,湖北财经学院首批恢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恢复之前,最低谷时全校老师只有80多人,校园仅剩一隅之地。恢复之后的湖北财院,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占据了高等财经政法教育的先机,走上了复兴的起点。”第二个转折点便是1979年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湖北财经学院正式实行由财政部及湖北省双重领导,以财政部为主的管理体制。徐敦楷例数了这个时期学校硬件发展的五大“最”——首义图书馆是当时全武汉最大的高校图书馆,首义会堂是当时高校最大的大礼堂,18层的教工宿舍是当时全武汉高校里最高的宿舍楼,41、42栋是当时全国第一处两室一厅的高校学生宿舍,1992年举办的大运会是第一次在高校校园里召开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这时期的中南财经大学成为中国首批四所财经大学之一,学科建设、教学科研水平、学生培养质量等各项指标均处于财经高校最前列。这个时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个转折点是2000年合校之后学校进入高等教育的“国家队”,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先后进入国家“211工程”高校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再是入选“双一流”重点学科建设高校名单。这个时期,学校飞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基本齐全,从当初的五个本科专业发展到几十个,当初77级招收270余名本科生如今差不多是20倍,研究生更是当初的一百多倍,校园也是原来的七、八倍,建筑与设施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徐敦楷表示,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伟大成就,中南大这四十年也完成了跨越式发展,可以说是凤凰涅槃。

和中南大一同走过41年,徐敦楷期待着中南大续写更多的辉煌,可以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人文社科类大学”,可以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与法同行,法行天下,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

1968年的武汉,天气寒冷。刚刚读初二的吴汉东并不太清楚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武昌实验中学继续读书,不能再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校园里玩耍,而是要离开家乡奔赴农村,去到潜江的田间,挑起170斤的担子。

这是中国历史命运的安排,作为弱小无助的个体无从选择。在乡村的两年间,吴汉东赶车驾辕,插秧割谷,修堤筑坝,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一年到头,虽有劳作之累和生活之困,但农暇之夜煤油灯下的阅读——读文学、读历史、读政治,就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享受。后来的一次机会,吴汉东通过招工离开了潜江,来到了襄阳,从一名“农民”变成了一名“邮差”。骑着自行车,挎着大邮包,穿梭在大街小巷,这就是吴汉东每天的工作。

独居异乡的日子,生活是平寂的,但也有些许色彩,两本读书笔记和一些文学创作是吴汉东青葱年代最重要的收获。在邮局工作的时间一晃而过,1977年的秋天,已经是邮电局团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的吴汉东收到了一条消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得知此消息后,吴汉东心中对知识的渴望被瞬间点燃,他立刻报了名,全力以赴参加高考。

如今的吴汉东,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权威。但在那个年代,法律属于“保密专业”,彼时26岁的吴汉东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法律,更别说了解什么是知识产权,所以偏向文科的吴汉东填报了自己的高考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

收到录取通知是在1978年2月的一天,当时正在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的吴汉东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声音:“你被湖北财经学院录取了!”激动的吴汉东一夜未眠,一大早天一亮,他就拎着一个小箱子,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火车。可是看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吴汉东又陷入了疑惑:什么是法律专业?学法律是要干嘛?“有一个当过警察的邻居告诉我,学法就是当法官,这我才对法律专业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吴汉东说道。

2月的武汉仍旧寒风凛冽,吴汉东来到了湖北财经学院。在当时,全国只有三所学校招收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学专业的学生,一所是北京大学,一所是吉林大学,最后一所,便是湖北财经学院。这三所学校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总共加起来,也只有150名左右。

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学学子,吴汉东所在的班级年龄差异较大,已经27岁的吴汉东是这个班级的“大哥”,担任了班长。这个班后来被称为“中国法学第一班”,而在这个班组建之前,如今的“民法大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只是在乡间农田里锄地的少年,如今的著名国际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只是在湖北利川插队的知青,曾任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的著名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家方世荣也只是一名爱写诗的文艺青年。恢复高考让这群不同身份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有志气、有担当,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牢牢刻在心中,并为之努力,为之奋斗。

不同于现如今的法律学习,如今法律专业的学生有专业的课本,有法律文本,但在四十年前,摆在吴汉东面前的只有《宪法》《婚姻法》等几本法律文本,只有粗糙印制的油印讲义和已经发黄的老教材,但这丝毫不影响学子们求学的热忱。吴汉东和同学们会每天到学校里的公共橱窗里仔细阅读党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会自发地针对报纸上的文章展开学习和讨论。“1978年,全国开始真理大讨论,我们也积极参与,感觉那个时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时,法律知识的习得更多来自于实践。吴汉东和同学们会走进工厂、走进车间,走进基层的公检法机关,去了解案件实例,去深入基层生活。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才能“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在当时的条件下,并没有良好的环境条件保障学生们的学习进度,但同学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上熄灯时还不上床睡觉,直到辅导员来催促才入睡;学校停电的时候,同学们就跑到相距不远的武昌火车站路灯下学习;夏天天气闷热,没有电扇,大家就结伴到操场上的青石板上学习、休息。

这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青年,在湖北财经学院度过了四年最值得铭记的大学时光。毕业后的吴汉东已过“而立”之年,选择了在本校教书,由此吴汉东实现了“农民——工人——职员——教师”的人生转型。每念及此,吴汉东都感念高考制度改革,让一群有抱负的青年有了选择的机会。

1986年,吴汉东完成了研究生学业。由于硕士授权点的限制,他报考的是法学理论专业,师从法理学家章若龙先生。出于对民法学的偏好,又在民法学家李静堂先生和罗玉珍先生指导之下,专攻民法基础理论。最终在老师们宽广的学术胸襟中,选择了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学位论文。他的硕士论文是我国第一篇研究知识产权的硕士论文,他在1984年开设的知识产权法课是我国高校第一门知识产权法课程,他与与同学、同事闵锋在1986年合著的《知识产权法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教材。1991年秋,吴汉东以“不惑之龄”、有惑之心,开始了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生活,后又作为教育部委派访问学者前往美国Syracuse大学进修。通过不断的学习研究,吴汉东的博士论文“将我国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升到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崭新水平”获得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是唯一一篇受奖的法学论文。

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正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和事业发展的四十年。作为 “111基地”中方首席专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基地、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文化部文化知识产权研究基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的主持人和首席专家,吴汉东一直致力于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相结合,为我国知识产权重大决策做出一些思想贡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为国家领导人讲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先后应邀主持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家广播影视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家知识产权“十二五”发展规划》、《国家知识产权“十三五”发展规划》、《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纲要》等国家战略以及湖北省、西藏自治区等地方战略的专家建议稿;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商务部、文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工商总局等中央部委以及20余省市领导干部和许多高校、企业做知识产权专题报告,并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社会与法”、“科技”等频道和栏目做访谈。吴汉东人生道路的学术选择,与国家法治建设发展紧密相连,只求专业研究之兴趣,尽报效国家之使命。

而在他的带领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学科发展也成就显著。如今中南大法学院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在民商法学、法制史和宪法与行政法学等八个二级学科均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同时也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拥有法学理论、法律史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诉讼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等8个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5个研究方向。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民商法重点学科;在已拥有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律史、经济法学等多个部省级重点学科的前提下,2008年,法学学科获得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殊荣。民商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分别获得湖北省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称号;此外,法学学科在全国“211工程”院校三期重点项目的申报上以全优的成绩获得广泛认同,并于2017年9月,法学学科成功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基地”“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入选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3个基地。在2018年1月中下旬,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公布了“2018年度新建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立项名单,我校申报的“新时代科技革命与知识产权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获批立项,实现我校该项目的零突破,亦是我校继入围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名单后,学科建设又一里程碑式的进阶。

纵观全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号召,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法制工作方针,到如今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而高校的法治教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一所扎根中国大地的财经政法类高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及为国家法治建设发挥“智囊团”作用的使命,吴汉东希望,中南大能够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在推进中南大法学更上一层楼的同时,为中国法治建设作出更大的,属于中南大的贡献。

“那一年,我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

1979年的10月8日,朱巧玲只身带着一个桶、一个开水瓶、一个手拎包,坐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里。她手里拿着的是邵阳到武汉的通票,需要在长沙转车。16岁的小姑娘在各个窗口间紧张地转来转去,终于办好了转车的手续。拿着一本书在火车站里等,直到坐上火车,才稍微放下心来。

她拿着取通知书,怀着一点点担心和憧憬,独自一人奔赴相距千里的陌生学校——湖北财经学院。抵达武昌站后,找到了接站的师兄师姐,跟随着他们一起步入了学校大门。

改革开放初期,朱巧玲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参加全国统考的考生;而这所才更名为“湖北财经学院”的学校,它要面临的不仅仅是各学科的恢复,还有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的恢复,面临着全面建设的艰巨任务。

朱巧玲此时并不了解这些。她更难以预见的是,从走进学校这一刻起到之后的四十年,她的人生道路都将和这所学校的发展轨迹紧密相连。

朱巧玲原本报考的志愿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但在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看到录取通知书上写的却是“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她并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更不知道学了以后要做什么。相比于她的茫然,她的母亲倒表现得非常淡定:“你管它干什么,反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

多年之后朱巧玲才了解到,自己是为何误打误撞进入了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原来当时负责招生的老师为了平衡计统系与政治系在湖南所招女生的比例,将朱巧玲调入了政治系。进入政治系学习后,她才知道自己是学校第一届经济学的学生。此时全校只有政治经济学这一个经济学专业,但实力非常雄厚,在全国的理论经济学当中排名第九。

回忆起当初报到时的场景,朱巧玲仍觉得历历在目。1979年的国庆假期只有三天,所以1979年10月8日那天,朱巧玲很早便办完了报到手续,选择住在了首义校区28号楼317宿舍的一个上铺,这一住就是四年。

此时恢复高考招生不久,学校三个年级的学生人数加起来不到千人。到食堂吃饭要用饭票,打水要用水票。当时物质短缺,食物品种单一,难得有肉吃,“当时只有逢年过节食堂加餐,才有红烧丸子,这样的加餐逢国庆节、五一劳动节才能吃上一次,每次我们女生都能吃十个”。

住宿条件和现在相比也是截然不同。朱巧玲所住的28号楼里,一间宿舍大概有18㎡,里面要住八个人,每个人有一张铁架床、一张书桌、一个板凳。但装衣服的箱子、打水用的开水瓶和一个桶等生活用品,都需要自己带,宿舍被挤得满满当当。宿舍里没有独立的淋浴间,只能靠打水来洗澡,或是去公共的浴室。可浴室一周才开放一次,学校里还经常停水。“有一年气温特别高,再加上停水,学校怕学生中暑,只好提前放假,暑假回来以后才进行期末考试。这一次事件后,学校专门拨出资金,修了一个蘑菇状的水塔,终于缓解了这个问题。”这个水塔至今仍在首义校区。

今年文澴楼建成后,朱巧玲去文澴楼上课,看到了楼里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兴奋得不得了。她立马拍了图片,发到了老同学群里。老同学们纷纷问起来:“现在学校教室有这么好了吗?”朱巧玲说:“这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一间教室。”而在四十年前,师生们还用着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教室。教室未经修缮,多为平房,师生们就叫它们“平一”“平二”“平三”等等。老师上课,粉笔灰会直接撒在前排的桌子上,甚至撒得地上到处都是。

可是,物质的匮乏并没有阻挡学生们的青春热情。同学们每周末会去做义务劳动,集体把校园的角角落落打扫干净。“那时好像什么都是自己干,做这种义务劳动还挺有意义的,挺有趣的。因为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相反觉得能够在大学里面学习,就很珍惜学习的机会了,对物质的方面没有更多的要求,总是去克服。”朱巧玲还回忆起当时“抢座位”的情景——上课去教室抢座位,没课时去图书馆抢座位,对知识的渴求让人忘记了物质生活上的匮乏。

谈起曾经的老师,她骄傲地念出了一个个名字,“当时配备的老师都是很顶级的经济学专业老师,教授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张寄涛老师、周彦文老师、夏兴园老师、胡逢吉老师,教授《资本论》的邱丹老师、沈伊莉老师、王时杰老师。此外还有教授经济史的赵德馨老师、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张家骧老师、教授西方学说史的谷远峰老师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当时本科硕士的导师,在全国都是知名的,其中张寄涛老师还是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的获得者。”

由于当时社会的特殊性,在这个由49名学生组成政经79的班集体中,最大年龄的学生与最小的学生相差大概14岁,朱巧玲是最小的一名女生。本科毕业以后,大多数同学都直接参加了工作,少数人选择继续深造,朱巧玲是班上12个女生中唯一一个应届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有着名师的精心培育,加上学生的努力奋进,这个班级走出了尹汉宁、王东京、吕东升等一大批人才。朱巧玲一心想成为教师,所以本科毕业后的她坚定地选择了考研。

1986年,朱巧玲获得了我校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后开始了自己的执教生涯,2004年继续在我校在职攻读博士学位,2007年取得博士文凭。有意思的是,朱巧玲虽然本硕博都是在我校就读,但她三份毕业文凭的校名是不一样的。她本科的毕业文凭上写的是湖北财经学院,硕士的毕业文凭是中南财经大学,博士文凭上写的则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1979年进入学校,到2007博士毕业,朱巧玲的求学和执教经历刚好历经了学校发展变迁的三个阶段。

朱巧玲每次和人谈起这件事,别人总以为她是在三所不同的学校读完了本、硕、博。她对此的解释堪称风趣:“你看我的校名越来越长,说明我们学校在发展,学科也是从原来的六大学科到现在的九大学科,对吧?”

六大学科指的是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哲学,2000年中南财经大学和中南政法学院合并后,又逐渐增加了史学、工学、艺术学门类。回想起1978年湖北财经学院成立时,设置了财政系、计统系、基建财务系、会计系、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商业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1983年6月调整系、科及专业设置时,还增加了信息系等。朱巧玲才入学时,政治经济学专业还属于政治系。两校合并后,学校对专业、学科再次进行调整。最初的政治系一分为三,分别并入了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

从“六大”到“九大”,代表着学校从一个专业性大学,到一个综合性大学的发展。学校原是财政部部属的重点院校,现在已经成为入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及建设学科名单的学校。纵看整个学校的发展路径,包括专业的调整、院系的设置,都是与国家的改革变化相关联的。“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朱巧玲认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学校,都经历了了不起的发展。

从一个16岁的小姑娘,到如今已在学校度过了近四十年春秋,朱巧玲也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蜕变。除了近几年因健康原因外,32年来,朱巧玲每年都要为本科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她是最早在湖北省使用多媒体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老师,因此还获得过湖北省高校工委“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这么多年里,她主编并参与编写了不少教材,其中和梅金平老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武汉市的优秀奖,和卢现祥老师一起主编《新制度经济学》,获得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朱巧玲将此视为自己的成长:“从用我的老师的教材到我自己编教材给学生用,从自己学习,到最后可以把所学的知识转换成生产力,向学生传道、解惑、授业。”

在学校读书、任教了近四十年的朱巧玲,对我校经济学专业的发展尤其骄傲。她为我们一一细数了经济学专业发展到现在的成就:从硕士点、博士点来看,过去只有一个政治经济学这样的一个硕士点,现在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拥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等6个博士点和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学、国际商务等8个硕士点。从师资来看,政治经济学的师资队伍无论是结构还是人数,在全国都是领先的。

在朱巧玲的生命中,母校已横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从16岁对经济学毫无了解的一个人,到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再到1986年留校任教,一路成长。从一个助教到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到今年也有32年了。我是伴随学校成长的,所以学校培养了我,我也终身为这个学校服务了。我感恩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的发展机遇;感恩母校和恩师的栽培;感恩所有教过的学生的信任。预祝母校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1978&2018】

1977年10月,当时的湖北财经专科学校革委会向湖北省革委会及教育局提出报告,请求将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更名为湖北财经学院,学制改为四年制本科。1978年元月26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鄂革文[1978]8号文件,同意将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更名为湖北财经学院。1984年,中南政法学院恢复建校。1985年,湖北财经学院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2000年,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78年春,郭道扬接受商业部下达的“中国会计发展史”研究课题,同年8月完成了长达9万余字的《中国会计发展史》长篇论文,并被全国首届商业会计学术讨论会称为“本次学术会议中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如今,《中国会计史稿》被称为“东方的第一步会计史著作”。

1978年招生人数:本科生386人、研究生15人,共401人;1979年招生人数:本科714人、专修科5643人、函授852人、研究生17人,共7226人;1979年9月,招收哲学、政治经济学、会计、法律等方向研究生17名。如今,2018年,我校本科招生5072人,港澳台侨90人,预科生113人。招收研究生3200余名。

1978年起,学校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活跃。学院还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一些学校建立了经常联系。学校还延聘、邀请了国内外一批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交流经验。如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学校与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的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关系。

197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金融学、工业经济学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79年3月,设置14个专业:政治、法律、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会计、统计、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金融、基建财务与信用等。如今,学校现有58个本科专业,1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97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7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国家重点学科4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10个。

1978年,工业经济专业教师邬义均、郑汝铭等编写《中国工业经济》(上下册)教材;企业管理教研室先后与上海财经学院、辽宁大学、陕西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学院联合编写了《企业管理》教材,后几经修改,形成《企业管理导论》、《经营管理》、《生产管理》系列教材。这一年学校共出版专著3本,编写教材5本,论文13篇。如今,学校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基本稳定在全国高校前列,财经、政法类高校第一的位次。近10年,学校教师共承担完成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共计1100余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教育部门重大攻关科研项目共560余项,国家教育部、国家财政部、国家司法部和国家科技部及其他省部级科研课题共620余项,共取得科研成果13000余项,其中专著800余部,编著及教材800余部,论文11000余篇。

1978年底,财政部在烟台召开全国财经院校教材建设会议,我校出席会议的法律系主任丁焕春教授提出编写《经济法概论》的计划得到了会议的肯定,并正式列入教材计划。197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法学科研规划会议,会上丁焕春教授提出撰写《经济法概论》的计划又得到了会议的肯定,并列入规划。自此,一本《经济法概论》教材,学校在国家的两个部委分别立项,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如今,学校有国家精品课程13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6门、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4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2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2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6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5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3门;入选湖北省“荆楚卓越”协同育人计划项目5项,获批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2项。学校在中国智库索引发布的“211”高校智库MRPA测评综合分排序中以100分荣获第一名。学校现有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个“111”创新引智基地、2个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3个省委智库、8个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组建的行业研究基地等20多个高水平学术平台。2018年7月,学校与中国建设银行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成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建行学院,实现银校强强联手,构建新型产学研战略合作联盟关系。近年来,学校有百余项咨政报告得到相关领导批示或被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采纳,其中10余项获中央领导批示。

1979年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湖北财经学院正式实行由财务部及湖北省双重领导,以财务部为主的管理体制。

1979年成立湖北财经学院学术委员会。1979年底,全院共有14个专业、45个教研室,教师共计440人。师资队伍的状况与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不相适应,亟待补充和提高,于是学校从外单位调回调入骨干教师,选拔优秀本科、硕士毕业生留校任教,从外校引进优秀本科、硕士毕业生,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梯队,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广大教师业务水平。如今,学校共有教职工24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总数1500余人,教师中教授280余人,副教授570余人,博士生导师200余人。 我校先后聘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3名、“长江学者青年学者”2名、湖北省“楚天学者”22人,校聘海内外“文澜学者”讲座教授30名,2人获评“文澜学者”资深教授,12人获评“文澜学者”特聘教授,75人获评“文澜青年学者”。此外,2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2人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8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1人入选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余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全国高校名师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77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30人,湖北省中青年突贡专家、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48人,多人入选“中国重要审计学专家名录”,1人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人入选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

编后语

小时候,有一首歌,脍炙人口。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那个时候对这首歌所描绘的场景并不明白,只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对于它到底“大”在哪里,“有意义”在哪里,说不出来,也想象不出。大了一点,上学后知道了这件事是“改革开放”,知道了因为有了它,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它开辟了一个前进的道路,书写了一段东方传奇,“中国崛起”不再只是一个口号。

而我们的中南大正是这个伟大篇章的缩影。

四十年自强不息,中南大人将一片荒地建设地风景如画;四十年辛勤耕耘,一代代学者、大师在这里严谨治学,春风化雨;四十年砥志研思,中南大科学研究不断进步,成绩斐然;四十年立德树人,中南大以生为本,为国家建设输送了一大批精英学子;四十年责任担当,中南大坚持主动服务国家,积极回馈社会;四十年砥砺奋进,中南大在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人文社科类大学”道路上,以坚守红色革命传统为本心,以严谨治学、踏实科研为翼,以为国家培养有志有识之士为航向,不忘初心,创新进取。

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艰苦奋斗。走过四十年,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我们的中南大日益美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的那样,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一棒跑下去。而建设更加辉煌的中南大,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南大人继承发扬光荣传统,书写出属于中南大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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